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姜守诚的论文《天水放马滩秦墓（M14）出土的系虎及博局板画考述》刊登于台湾学术期刊《新史学》。该文是姜守诚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汉晋道教与方术民俗以出土资料为背景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以甘肃天水放马滩M14秦墓出土木板画为例，着重讨论了其隐含的宗教信仰及功用。 以二重证据法考察板画 20世纪80年代，甘肃天水放马滩发掘的M14秦墓中出土了一块木板，其正面绘制一虎系于树下，背面是六博局图。对于这块绘画木板的含义及功用，学界几乎无人涉及。推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考古工作者往往不具备宗教学知识背景，而宗教学者则多不关注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从而导致这件珍贵的国宝级文物长期无人问津，不被学界重视。 姜守诚说。2011年底，姜守诚翻阅天水放马滩秦墓考古发掘报告时看到这幅木板图画，基于多年从事宗教学、中国道教史研究的经验，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份难得的研究材料，其中隐含了丰富的宗教信仰、民间习俗、丧葬礼俗等方面的信息，因而萌生了对其加以考察的想法。 姜守诚告诉记者，在考察研究中，他采用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资料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通过援引秦汉时期的文献记载来分析和解读这块木板画的含义，力争做到言必有据。他表示，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参验，从而取得考据学上的重大突破。新材料的发现和利用，对于促进早期道教思想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猛虎可驱逐邪魅、镇守墓室 要讨论猛虎在墓葬中的作用，须了解方相氏在古代葬仪中扮演的角色。据《周礼·夏官》方相氏条记载，方相氏就是将墓穴中的坏东西、破坏分子方良（魍魉）驱逐出去，从而确保亡者在地下世界中得享安宁。而世人眼中的猛虎，则是方相氏驱逐方良任务的后续执行者。秦汉时人相信，虎能噬食鬼魅，而这类虎食鬼魅题材，在河南等地汉代墓葬画像石（砖）中也曾大量出现。 天水放马滩秦墓（M14）板画上绘有一只猛虎，并将其放置于亡者胸腹部，其用意显然是为了防止方良前来偷吃肝脑。此外，画中猛虎被绳系于树下，是为表达一种意愿：欲将此虎牢牢地拴住，永远镇守棺室，为亡者尽职尽责地履行护卫使命。对于系虎之树，画面中树木笔直挺拔、枝叶呈针状，由此可推断出画工在构思创作时所依凭的模本或许就是松柏之类。因为古人认为，虎、柏具有劾慑方良的神奇力量，是方良最害怕的两件东西。所以，在松柏质地的木板上勾勒出猛虎的形象并将之随葬，乃系将二物的神力合二为一，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增强对方良的震慑力。 198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的武威市韩佐乡红花村五坝山七号墓南壁正中的主体部分，是一只猛虎和一棵树木。树木绘在猛虎身侧的中央，从其下端的笔直、粗壮及夸张的树皮纹理来看，极似松柏之类。我们认为这幅以虎、树为题材的汉代墓室壁画所隐含的象征含义，与放马滩秦墓系虎板画应是一脉相承的，二者不仅有相同的内涵和宗旨，且均承担了驱逐侵扰墓地的外来鬼魅之功用。姜守诚指出，有趣的是，这两件考古实物均发现于今甘肃天水、武威地区，是否可以说明秦汉之季西北边陲民众中流行以虎、柏等图案镇守墓室及亡魂的丧葬风俗？而这一习俗源于中原及西北汉人所奉行的猛虎及柏木可以镇劾和驱逐外鬼的传统思想。 六博局图隐含丰富的象征寓意 秦汉之季是六博棋戏最为鼎盛的历史阶段。那么，秦汉时人为何挑选博具来作陪葬或在墓室中刻绘六博图案呢？这体现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葬制礼俗。此外，博戏图在墓葬中出现还代表了另外一层含义引魂升仙。姜守诚表示，博局图与汉墓画像中大量出现的天门（双阙）图案同样起到了接引亡者进入仙界的功能。所以说，天水放马滩秦墓（M14）出土的系虎及博局板画背面所绘之博局图，不仅承担着与其他陪葬实物相同的功用，而且还隐含了丰富的信仰追求和象征寓意，即希望墓主人能够早日羽化登仙，与仙人对博，忘却人世间的纠葛。秦汉时人的观念中，丧葬本身就是一种沟通天地及圣俗的仪式活动，时人眼中的墓室俨然就是浓缩了的小宇宙，亡者置身其中可以顺利地实现羽化升天的终极目的。姜守诚认为，这同时也强化了古人对待殡葬的基本原则死生异路，即极力阐明生死之界限，期望死者与生人各得其所、莫相干，借此断绝死者对生人的注连和妨害。这也解释了为何仙人六博题材会成为秦汉墓葬装饰中的常见主题。 仙境与升仙、驱鬼镇墓，这是秦汉时人处置丧葬事宜的两大基本原则。天水放马滩秦墓（M14）出土的这块木板画则对此给予了佐证，该板正面绘制动态的猛虎是用以镇墓驱逐方良、看护亡人的尸身，背面绘制静态的博局图则旨在引导亡魂升入仙界。这一动一静的两幅画面，恰如其分地表达出秦汉时人的丧葬观念。一块方寸大的木板画竟然浓缩了如此多的意境和信息，不仅寄托了孝眷的哀思和祈望逝者升入仙境的美好愿望，也彰显出画工的精湛技艺和良苦用心，不能不令人惊叹。姜守诚说。 《新史学》是台湾学术期刊，素以严格的审稿制度和较高的稿件淘汰率而著称。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对该文给予较高评价，认为该文立论能言之成理，是一篇见解极具创发性的卓越学术论文，令人读之耳目一新。论文发表后，在台湾学界引起了良好反响，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邢义田院士表示，该文能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问题，并结合不同研究领域和视角进行探讨，这种治学方法值得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