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以后，由于国家全面制定丧礼等级和程式标准，明、清又尤为森严，使殡葬活动有规可依。一般而言，官吏集团的殡事规模比较容易控制，他们属有教养阶层，深懂周礼以来的国家礼活；又享受着国家的各种优待，且人数有限，犯者可以撤职查办，交礼部或刑部议罪之类，从而可能失去自己已取得的地位。而庶民对国家礼法比较淡薄，人数庞大而分布广，对国家的依赖性相对较少，天高皇帝远，他们可以凭自己的财力或兴趣来办丧事。同时，（厚）葬比较容易控制，如墓、碑之高，石像生，用什么丧葬用品等，丧生还得考虑，陪葬品太多有盗墓之可能；而（隆）丧则相对难控制，丧事的日数和规模是很难作出规定的，它更多地是软指标。因而，此后的隆丧厚葬更多地肆虐于民间，所谓富家翁之流，并以隆丧为主要表现形式。只要吊丧者众多，殡期长，就足可以将丧事办得轰轰烈烈。事实上，唐代也在重演两汉进入中期后便大兴隆丧厚葬之风的旧例，如高宗永隆二年（681年）诏：商贾富人，厚葬越礼，可严加搦用，勿使更然。（《旧唐书·高宗本纪》）这里指商贾富人而非指官员。玄宗开元二年（ 714年）制：自古帝王，皆以厚葬为戒。近代以来，共行奢靡．递相仿效，浸成风俗。下面是一系列规定，并警告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旧唐书·玄宗本纪》）这也说明当时地方上的险隆丧厚葬相当严重了。明代洪武五年（1372年）又诏：‘古之丧礼，以哀戚为本，治丧之具，称家有无。近代以来，富着奢僭犯分，力不足者称贷财物，夸耀殡送；及有惑于风水，停柩经年，不行安葬。宜令中书省臣集议定制，颁行遵守，违者论罪。（《明史·卷六十·士庶人丧礼》）这里，主要是讲夸耀殡送，以及惑于风水而经年不葬。这自然要形成相互攀比炫耀之风。同时，丧事的娱乐化也必然要扩大丧事的规模，费用随之上涨。清代大体继承了明代的这些规定，关于风水，如前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二十四上谕：朕闻汉人多惑于堪舆之说，购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至子孙贫乏，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官，比多方劝导，俾得按期埋葬，以安幽灵，以尽子职。此厚人轮风众志要务也。务各宜稟遵无忽。钦此。乾隆三十七奶奶（1772年）十月又复欧阳琦条奏，内有：嗣后有丧之家及现在久停未举者，悉照定例，以一年为断。……倘有愈年停柩在家者，按律治罪。这说明，民间的风水说以及隆丧厚葬已相当严重了，使子孙贫乏，妨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国家出面予以纠正，不到50年连下两诏。《红楼梦》中贾府秦可卿的丧事亦为清代隆丧的例子：秦可卿之夫不过是个黉门监生，灵幡经榜上定是不好看，便执事也不多。这方面，国家有等级规定，贾府若乱来，将会受到追究。于是花1200两银子买了一个五品龙禁尉（虚衔，无实职），次日，灵前供用执事等物，俱按五品职例（五品相当于太守）。但是，丧事的其它方面就无规定了，如：择准停灵49日，此期间请了108位僧人念经，超度亡灵；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请了99位全真道士打49日的洗业醮。此外，灵前又有50高僧、50高道，按七做法事。伴宿夜，还有两班唱戏的。这49天中，开席如流水，以及支付如此热闹的场面、香烛、人力等费用，非豪富之家不能维持。民间丧事中，诸如此类请多少增人、道士来念经和做法事。请戏班唱戏，国家是不可能有规定的。但书中未谈到如何厚葬的情况。相反，真正的厚葬还在帝王之家，如慈禧太后的棺内和墓穴中陪葬物均空前的丰实，结果被盗墓。民同富家翁在墓中大量放置陪葬品仍至金银玉器者仍然存在。如《聊斋·封三娘》：富家小姐封三娘爱上贫家子弟孟安仁，封父嫌孟家贫穷而不允，小姐殉情自杀。得狐仙帮助，孟公子盗墓使小姐复生，两人搬到50里以外的地方避居，出售墓中的陪葬品，居然能过上小康生活。这说明陪葬物相当丰富。明、清一些言情小说中有不少盗墓取财物的记载。一位老娘曾问及作者，她听上一辈人讲，死者身上戴了金银，骨架就不会散，这是不是真的？从这里大约可以推测出古代人披金戴银下葬的心理原因之一二。因为，能炫耀于人的主要是隆丧而不是厚葬，真正需厚葬时丧主还要做得隐密，让人知晓，死者在地下就会变得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