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落幕亦有情 殡葬，是与每个人都有关的话题，因为它是生命终结之后告别世界的方式。而在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中，殡葬又包含了太多的寓意和情感。一处坟冢、一块墓碑，这是血脉亲缘的象征，也寄予着生者对逝者的所有感情和牵挂，从这个意义上说，殡葬是中国人世代传承的一种文化，蕴含着生死与孝义、怀念与祝福。 共和国六十年的沧桑巨变，让人们生活的各个细节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而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中折射的变化，则更能体现出新中国的新之所在，也见证着六十年来国家带给普通人之最普遍的存在意义，这其中，也包括殡葬的变化。天津近百年的民间殡葬，其形式与内容的变化也见证了天津人殡葬习俗和生命观念的变迁。甲子之喜，对一座城市殡葬变迁的梳理，便是对这个城市市井心理与精神风貌的真实描绘，今天，我们以天津殡葬业的一个典型永安公墓的故事为缩影，以六十年来天津殡葬的变化为主题，捧出一个城市的新时代的风貌变迁。 新中国成立前 乱冢丛生 墓地是城市丧葬服务中处理死亡遗体的最终办法。在晚清、民国时期，天津官绅富贾和祖籍住户，多置有私人茔地，在城外郊区雇工常年看守，年节忌日前往祭扫。私人茔地的人字形穴，按辈顺排埋葬，一般占地二三亩，多者十余亩，全市私人茔地遍布郊县农村，坟头林立，大量农田荒废。 清咸丰十年(1860年)天津开埠后，特别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天津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强设租界。各国使馆为解决本国侨民的死亡埋葬问题，先后开辟了专用公墓，如英、德、意等国。随着租界的出现，犹太人居津增多，他们也为自己设立了公墓。1934年美商开辟了美国公墓。日本习于火葬，有火葬场一处。 光绪二十六年(1890年)后，天津逐渐形成商埠，外省旅津人士增多，因而在外国公墓出现的同时，也产生了同乡会馆设立的公墓。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首先是闽粤公墓，后陆续产生了江苏、浙江、山西、山东、安徽、广东等公墓，基督教会也设立了中华基督教义地，忌烟酒公所设立了修身堂义地。以上这些公墓都是葬埋本省的同乡或信仰教门的信徒。 私营公墓产生较晚，宣统三年(1911年)始有经营花厂而改为公墓的福寿园、乐仙境两处，这些商人视经营公墓有利可图，遂于1932年创立了阖津、北方等私营公墓。当时，由于居民有着西方接引的迷信观念，所以私营公墓大都设立于市区西部西营门外一带，如埋坟土地面积较大的慈乐园。私人经济条件好的，自购土地作为自己家族葬埋的坟地，设在市区西部也为数不少。 1937年天津沦陷，聚居租界的人口增多，因此，在吴家窑一带，也产生了永安、华北、极乐园私营公墓。1937年后日本侵略天津期间，河北小树林一带，又出现了小型私营公墓50余户。 新中国成立后 逝者安然 据介绍， 鸦片战争后，美、英、德、法等国在津开辟外侨公墓时，日本也为其侨民死亡尸体安置，在今水上公园以东建立了火葬间，这是天津第一个火葬设施，抗战胜利后被废弃。1949年接管公营第一公墓时，修建了第一台火葬炉，当时是丧主自带燃料，火葬尸体数量寥寥无几。 1954年开辟北仓公墓时，建设了天津市第一座设施比较完善的火葬场。同时大力开展火葬宣传，印发宣传材料和画册，放映幻灯片，举办巡回展览，设立宣传橱窗，组织单位、街道群众参观火葬场。在服务和管理上实行火葬优惠政策，突出火葬科学、卫生、隆重、经济的优越性，贯彻以土养火，限制土葬的方针。这样做火葬率逐年有所上升，1949年只有0.07％，1954年增加到0.53％，1958年增加到15.68％。1964年，火葬人数已达3215具，火葬率为20.08％。 自1966年8月24日开始，天津市停止了棺材的生产和销售，公墓停止收葬，堵塞了土葬的渠道，火葬得以普及。由于这些措施，是在当时左的思潮压力下实施的，不久出现了土葬回潮，已经根除多年的乱埋乱葬现象重新出现，使殡葬管理任务更加繁重，主要目标转到抑土扬火，普及火葬上来。 火葬的普及，使火葬场骨灰存放量逐年增加，为缓解各火葬场骨灰超负荷存放而带来的一些问题，根据国家民政部骨灰存放要多形式，多样化的精神，于1988年7月经市政府批准在南郊区(现津南区)新建天津寝园，开展多种形式的骨灰安置。 近年来，树葬和海葬因符合人生回归自然的规律，因此成为如今比较先进、理想的新型骨灰安置形式。至去年清明节，本市已实行了100次文明海葬。
